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
文/沈绮颖
要去往陕西南部大山里的红军村，得先搭乘飞机，然后换乘长途汽车、摩托车，一路辗转12个小时。每次来到这里，我都要深深吸上几口山里清新的空气，仿佛这样就能把我那颗在北京被大气污染的肺清洗干净。
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就会想到这个美和清静当中的悲惨。因为在这个位于中国中部的高山地带，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个男人患上了呼吸道方面的疾病，他们无法正常呼吸。
20世纪90年代，这些男人们扔下锄头，集体到金矿里去干活，变成了农民工，为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繁荣做出了有力贡献。他们挖入深山，发掘宝藏。多年以后，回归故里，却只能待在家里，等待死神的降临，因为他们患上了矽肺病。
这些年来，我经常探望何全贵。他曾是这些金矿矿工中的一员，他和妻子米石秀住在一间破旧的土房子里。何全贵与矽肺病已经抗争了十多年，算是很长的了。他有一本笔记本，上面全记着因矽肺病离世的人的名字。他一边翻看笔记本，一边告诉我：“我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。我知道，有一天也会轮到我的。”
这就是中国——这个世界上黄金产量最大的国家的金矿开采业中所看不见的成本。在中国，矽肺病被认为是尘肺病的一种。据估计，有六百万名在金矿、煤矿、银矿、石头切割厂里卖命的矿工们患上这种疾病。这是中国最普遍的职业病。
没有数据可以统计矿工的慢性死亡。矽肺病患者日渐衰弱，他们的肺部，要么结疤越来越多，要么因为早年吸入的粉尘过多而慢慢变硬。对于矽肺病，人们无能为力，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肺移植。但是，如果在作业的时候有保护装置且空气流通，却是可以预防的。何全贵说他所在的那些金矿是没有这样的安全措施的。
近年来，开采条件已有所改善，但是在中国贫困的农村地区，大多数工人跟矿主追讨医疗费已是难上加难，更何况等到可以治疗的时候，都为时已晚。随着医疗费积累得越来越多，大部分人选择了放弃，有些人则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我想要深入地讲述某个人的故事，希望可以呈现出在患者生命的最后阶段，矽肺病如何影响患者本人及其家庭。和大多数纪录片的摄影师一样，我希望能有深入的图片故事来打动人，触动大家行动。
我刚跟何全贵接触时，我想我是抱着准备来拍一位临死矿工的最后时光的故事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拍摄的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。我看到他和他的妻子，就像坠入爱河的两个少年在嬉笑打闹，这种可以触摸、充满深情的夫妻关系，我在中国的夫妻中很少看到。当他还能开口唱歌的时候，我就坐在他俩身旁，听他俩唱最喜欢的歌曲，那可是充满着深情爱意的二重唱啊。我看到他躺在床上，最害怕的莫过于如何呼吸，而她则是全心全意地照顾他。他称她为“小米”，她把他唤作“瓜子”（陕西话，“傻瓜”的意思）。看到他们在一起的场景，自然而然就会相信何全贵说的——是她的爱支撑着他活下去。
但等米世秀一走远，何全贵就向我坦言，他曾无数次地尝试和计划自杀，要么把自己电死（把手和电线浸到水里），要么喝农药，要么就趁着还能走得动的时候，跳进河里，一死了之。
“如果我死于工伤，那样会死得快一些，痛一下也就过去了。但是得了这种病，真是生不能生，死不能死。” 他告诉我，“如果世上有一种药能让我什么都感觉不到，我愿不惜任何代价买到它。”
经过数月的彼此了解和陪伴，何家终于同意，让我近距离地目睹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如何经历了漫长的精神折磨。我尽我所能地记录下这一过程。我做笔记，录音，然后打开摄像机的录像模式，最后制成影片。我尝试最真实地拍摄这个打动了我的故事，这个已经成为我的朋友的故事。他曾是一名矿工，有着非常清晰的表达能力和音乐天赋，我记录的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。
在过去的四年里，我目睹何全贵的体重从健康时候的65公斤急剧下降到只剩下44公斤。我亲眼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地憋气，面朝下倒在床上，将近断气，还有一次半夜里自杀未遂。他跟我说了无数次再见，但又奇迹般地战胜重症肺结核及其他疾病，熬过了又一个冬天——这可是矽肺病病人最害怕的季节。
他为自己做的木头棺材就放在阁楼上，用一张塑料裹尸布盖着，上面堆满了灰尘。五年来，他的妻子都在准备手工做的布鞋、五件衣服、三条裤子，根据习俗，这是为他下葬的时候准备的。有一次，在他崩溃过后，我看到他在妻子耳边说：去买厚的白纸，贴在棺材的边上，别花太多钱在法事上，要不然他死后会回来找她算账的。洗好他最爱的那件人造革皮衣，这样，等他走的时候就可以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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